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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哈达铺在长征中的作用
阅读:1156 日期:2016-11-28

浅议哈达铺在长征中的作用

韩亚东

哈达铺原名哈塔川,自古是甘川道上的一个商贸重镇和军事要冲。三国时为“阴平古道”(即今宕昌、武都、文县沿岷江、白龙江、白水江一线),魏将邓艾当年即从此入川灭蜀。1952年前属岷县管辖,1954年宕昌成立后划归宕昌县。

1935年9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路过哈达铺,在此驻扎了七天(中央领导人及红军主力部队住了五天),并召开了中央领导人会议和团级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到陕北去”,作出了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对部队进行了改编,在这里进行了将中央红军改编为抗日先遣陕甘支队,并命令部队改善伙食、恢复体力、补充给养,为北上抗日作全面准备。经过哈达铺的休整和改编,中央红军一路士气高涨,高歌猛进向新的根据地进发。

时隔一年之后,即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又进驻哈达铺。在哈达铺及陇南境内共活动70余天,组织发动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和“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开辟了以成县、徽县和岷县(包括宕昌地区)为中心的临时革命根据地,为三大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实现胜利大会师作了必要的准备。

有鉴于此,许多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将士把哈达铺称为红军长征途中的“加油站”和决定红军长征命运的重大转折点。但目前国内出版的诸多党史读本及著述,对哈达铺在中共党史上的历史地位还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笔者通过任职哈达铺纪念馆馆长系统研究机关史料,深入了解当时史实,感到哈达铺在中共党史、特别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绝不亚于黎平、两河口、毛儿盖、俄界、榜罗镇、吴起镇、会宁等地,由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主持召开的哈达铺会议和进行哈达铺整编,理应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红军长征在长征途中一直寻找落脚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举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壮举和奇迹,也是中共党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正如毛泽东同志于1935年11月5日,在陕北吴起镇象鼻子湾总结的那样:“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三百六十七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了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人史册。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1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现在又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今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伟大任务”。

红军长征在开始之初,并没有“长征”这个概念,红军撤离营造多年的江西革命根据地,实在是出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无奈之举,当时迫切需要摆脱被覆灭的命运。正如朱德所说:“红军的长征,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中央红军长征在开始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而被迫进行的。”正因为如此,红军长征一开始,实际上就是盲目的“战略大转移”,或者叫做“战略大退却”,决定了它在很长段时间里没有明确具体的目的地。

目的地一: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933年5月以后,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调集l00万军队,向中央苏区大举进行第五次“围剿”。这时,毛泽东已在半年多前被再次撤销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剥夺了军事领导权。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顽固坚持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完全抛弃了红军在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中总结出来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游击战方针,一切听命于不了解中国实际,只知搬用苏联红军正规战教条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在反“围剿”一开始,就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红军主力在根据地以外分兵作战,夺取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争取苏维埃在全国胜利的冒险主义方针。遭受几次挫折后,又由军事冒险主义转为军事保守主义,命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l934年4月,又进行了毫无胜利希望的广昌保卫战,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到1934年10月,国民党军己将中央苏区团团包围,并向根据地中心的兴国、宁都、石城等地突进,持续了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再也无法坚持,红军被迫放弃用生命和鲜血创造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转移的方向起初被秘密确定为北上湘西,与贺龙、任弼时、萧克等领导的红军第二、六军团会合。l934年10月21日,红一军团在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夜渡于都河,实施全面突围,于25日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11月上旬到中旬通过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但由于博古、李德等“左”倾教条主义者,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保守主义,他们舍不得丢掉坛坛罐罐,采取大搬家式的行动,结果在11月下旬突破湘江封锁线的战斗中,因部队辎重过多、行动迟缓遭受敌军夹击,使红军付出了伤亡过半的代价,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特别是延误了向湘西挺进的宝贵时间,使蒋介石觉察了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遂调集五六倍于红军的部队,在湘西布下口袋阵,准备将中央红军围歼在北出湘西的路上。形势岌岌可危,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择。

目的地二:黎平会议,决定开辟黔边根据地

红军冲破湘江封锁线后,于l934年12月11日攻占通道县城。l2日,在通道举行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根据敌军重兵阻拦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情祝,认为北出湘西的先机已失,应当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他的建议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中央领导人的赞同。会后,中央军委向各军团发出了“万万火急”的电报,发布了红军13日入黔的命令,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向贵州进军。但博古、李德仍固执己见,坚持按原定北上的方针行动。鉴于战略方针问题没有解决,l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再次讨论是北上湘西、还是西到黔北的问题。由于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人的坚持,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的决议,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即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计划,改为中央红军由黎平西进,北渡乌江,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黔北开辟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的这一重大决定,“使中央红军避免了覆灭的危险”。会后,中央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七座县城,l2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在猴场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决》还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从而改变了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个人大权独揽的状况,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为红抢渡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取得减略转移的初步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目的地三:遵义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会合,创建川西北根据地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国民党主力军被阻隔在乌江以南,战局相对稳定。在同毛泽东商议之后,王稼祥出面提议召开治局会议,得到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人的支持。l935年1月15日至l7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查和反思第五次围剿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会议首先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分析了黔北地区是否适合建立根据地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创建根据地,应放弃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西北创建根据地。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此后,全党逐步认识并接受毛泽东同志为自己的领袖。遵义会议“使党和红军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目的地四:两河口会议首次提出创建川陕甘根据地

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贯彻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战胜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于l935年6月12日在川西懋功地区,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胜利大会师。6月26日,党中央在懋功附近的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虽然在会上表示同意中央的决定,但心里是不赞成北上的。特别是当他看到红一方面军实力严重削弱,兵力已不及四方面军的六分之一时,个人野心迅速膨胀。他借口组织问题未解决,向党要官要权。中央为了团结他共同北上,满足了他的部分要求。在7月1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芦花会议上,中央决定由他代替周恩来任红军总政委;并为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在8月4日至6日的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上,将红四方面军的一些领导同志补选进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并在这次会议和8月20日的毛儿盖会议上,再次重申了北上的方针,调整了作战部署。会议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将、四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分别由张国焘和中央带领北上,其中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的行动应以右路军的进展为转移。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了毛儿盖会议精神,指出:目前应举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地段,并相择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断不宜以右路先出黑错、旧城,坐失先机之利。但张国焘对中央的决议采取两面派的态度,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中央率领右路军成功走出草地,取得包座战斗的胜利,打开向甘南进军的道路时,张国焘不但不执行央要求他北上的命令,反而于9月9 密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军南下并截击一方面军,企图危害中央。时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紧急磋商后,认为再争取张国焘北上已无可能,为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党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连夜从巴西

目的地五:俄界会议,北上靠近苏联边界创建根据地

北上红军凌晨二时出发,毛泽东率部在前开路,彭德怀率部在后掩护。天明时叶剑英率军委纵队一部分赶了上来,毛泽东十分高兴,后来引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诗句,来称赞叶剑英的这次历史功绩。北上红军到达甘南迭部后,党中央于912日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与红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作出了坚持继续向北的基本方,到靠近苏联边界的地区创造一个根据地,然后向东发展的决

综上所述,从l934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撤离江西瑞金开始战略大转移起到l935年9月12日在甘南迭部召开,俄界会,在将近一年的时里,中央红军的长征始终没有一个明确具体的目的地。其实长征这个词是毛泽东于1935年9月22哈达铺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来的,并在哈达铺休整期间以长征为题,作了著名的《七律·征》一诗。所以,在哈达铺以前的长征期间,红军还没有长征这个概念,只有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避免红军被覆灭的战略大转移的意识。两河会议虽然提出了北上抗日的基本纲领和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标,但只是一个大的方向,红军究竟落脚何处、最终目的地在哪里?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党中央一直心中无数。红军长征虽然有北上抗日的大方向,但一直没有明确具体的目的地;红军长征在战略目标上是明确的,但在具体落脚点上却不明确的。

二、党中央在哈达铺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陕北是红军长征的最终落脚点

 1、毛泽东在哈达铺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发布了到陕北去的决定

俄界会议后,红军迅速向东北方向挺进,于1935年9月17日凌晨攻克天险腊子口,当占领大草滩918日晚,红军先头部队智取哈达铺。20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彭德怀等中央领导率领红一、三军团和中央直属纵队约8000人到哈达铺。22日上午,在毛泽东驻地义和昌药铺的后院平房里开了中央领导人会议,进一步分析了形势,研究制定了有关红军后发展的方向,初步决定与陕北红军会合。此日下午,中央又在哈达铺关帝庙内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在这个报告里,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向全军正式发布了“到陕北去”的决定。这是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离开江西苏区,开始长征以来第一次提出明确具体的最终目的地对此,杨成武将军在《忆长征·哈达铺整编》一文中,对毛泽东所作的治报告作了详细的记述,毛泽东讲到:

同志们:今天是9月22 ,再过几天就是阴历十月。自去年战们离开瑞金,过了于都河,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  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  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了。

在胜利面前,我们必须冷静地分析形势,我们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险阻,粉碎了敌人数不清的堵截追击,也顶住了天上敌人飞机的轰炸,但现在在甘肃等待我们和准备截击我们的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还有三十多万人。朱绍良、毛炳文、王钧等部在甘肃;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成的西北军在陕西;在宁夏、青海、甘肃边境还有四马的骑兵和步兵。至于蒋介石,态度仍很顽固,他不顾当前的民族危机,一直不肯接受我党1933117日提出的中国工农红军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的主张,仍醉心于打内战,妄想再次用他的优势兵力,消灭他们认为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国民党反动派把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陕西、甘肃一带追堵我们,对红军北上抗日,不能不说是严重威胁。所以,北上抗日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对抗中央,还倒打一耙,反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我们要抗,他要躲开矛盾,究竟那个是退却,那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怕骂,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仅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宣布一个重要决定: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决定部队改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当司令员,我兼政委,下属三个纵队。

同志们,我们目前只有八千多人,人是少了点,但小有小的好处,目标小点,作战灵活性大,人少,更不用悲观,我们现在1929年初红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毛泽东最后用洪亮的声音号召大家,经过两万多里的长征,久经战斗、不畏艰苦的红军指战员是一定能够以自己的英勇、顽强、灵活的战略战术和战斗经验,来战胜北上抗日途中的一切困难!你不要看着我们现在人少,我们是经过锻炼的,不论在政治上、体力上、经验上,个个都是经过考验的,是很强的。我们一个可以当十个,十个可以当百个。特别是有中央直接领导我们,这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沿阵地!

毛主席挥舞着拳头结束了鼓舞人心的讲话。真是太精彩、太感人了!会场上掌声雷动,参会者振臂高呼,“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到陕北根据地去”!“前进!前进!和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会师”!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红军将士在那个破旧的关帝庙里是多么地热血沸腾、神采飞扬!经过两万多里的辗转迂回的长途跋涉,红军将士终于看到“家门”了:经过两万多里被围追堵截的艰难险红军将士终于望见胜利的曙光了。这怎能不让他们激动万分、欣喜若狂!

关于毛泽东在哈达铺会议上提出“到陕北去”的决策,除杨成武以外,在朱德、叶剑英、聂荣臻、杨得志、李维汉等老同志的回忆录中都有记载,都互相印证了“到陕北去”的重大决策确实是在哈达铺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而且决策的背景是由于在哈达铺得到的旧报纸上获悉了陕北红军的确切消息,这样,就形成了红军长征在哈达铺“一张报纸定去向”的说法。

2、哈达铺“一张报纸定去向”的由来

在哈达铺会议上,党中央根据从当地邮政代办所查获的天津《大公报》等报纸上发现的:“陕北共匪甚为猖獗,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不赤化”,“盘踞陕北者为红军二十六军—匪军军长刘志丹辖三师”,“全陕北赤化人民70余万,编为赤卫队者20余万,赤军者2万”等消息,改变了l0天前俄界会议关于“到靠近苏联边界的地区创造一个根据地,然后向东发展”的既定方针,作出了“到陕北去”,与刘志丹、徐海东会师的决定。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哈达晡“一张报纸定去向”的由来。

然而,对哈达铺“一张报纸定去向”的说法,党史学界并没有普遍认同。特别是在一些比较权威的党史读本和党史专业教材中一般都不提及哈达铺或一笔带过。由中央电视台制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而献礼的大型电视连续剧《长征》,也没有反映哈达铺这一史实的一个镜头。我不知道有些编著者们以前对哈达铺这一段史实是不知道,还是认为它不重要,或者认为哈达铺一张报纸定去向的说法缺乏历史依据、是后经人绎的传奇故事,抑或为尊者讳、不愿意承认红军长征在哈达铺之前确无明确目的这一历史事实。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历史终归是历史,事实终归是事实,大量史实资料证明:关于哈达铺一张报纸定去向去向的说法,决非后人演绎的传奇故事,而是确凿的历史事实。这里摘录几段有关著述或当事人的回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一书中写到: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甘南腊子口前进。经过英勇战斗,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9月18日到达甘肃宕昌县哈达铺。在这里,根据从当地报纸上获悉的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毛主席提出到陕北去。同时,按照俄界会议的决定,北上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这部权威的党史著作明确提出,“到陕北去”,是在哈达铺根据报纸上的消息作出的决定,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是在哈达铺完成的。

曹连德在回忆中说:19359月,我红一军团攻克天险腊口后,迅速向东北方向挺进,当时我在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当指员,梁兴初同志任连长。我们连刚到岷县附近一个村庄准备宿,军团部派通信员来叫梁兴初同志和我接受任务。我们来到指部,见到毛主席和军团首长在一起,便向左权参谋长报告,请示务。参谋长指示:你们连立即出发进到哈达铺,具体任务是侦察情、筹集粮食和物资。参谋长接着问毛主席有什么指示,毛主席说:我补充一点,指导员你注意,给我们点精神粮食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近期和比较近期的,各种都给搞几份来。我驻地哈达铺有三十几里的路程,我们下午四时出发,掌灯后一小时到达。因为我们穿着国民党中央军的服装,梁兴初带着中校军衔,我带着少校军衔,堂堂正正地进了哈达铺,敌人确实把我们当成了国民党中央军。哈达铺的镇长,国民党党部书记和保安队长等都出来迎接,我带一部分人到邮局去了,邮局是一个大院,旁边有一个旅馆,鲁大昌部少校副官,带的几匹骆驼驮子和马匹都在那里,我们从驮子里找到一批近期报纸,其中有一条登载了徐海东率领的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报上还有陕北革命根据地略图。我们长征走了两万多里,没有看到过苏区,大家一看陕甘宁有那么大的地方,都十分高兴,就在这条消息上画了红杠杠——毛主席看了徐、刘两部会合的消息,和军团首长议论开了,并笑容满面地连声说:好了!好了!我们快到苏区了。从哈达铺起,我们连多是先头部队,以后每到一个城镇,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找点精神粮食来,这是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从哈达铺到陕甘宁根据地我们曾多次给毛主席送过报纸、杂志。

彭德怀回忆到:在哈达铺约休息了四、五天,从报纸上看到陕北有刘志丹苏区根据地,很高兴。——为了充实战斗单位,准备继续战斗,部队须要整编;为了保存干部,发展新区,也必须缩编,取消三军团,编人一军团。我的这一提议得到军委毛主席的同意。召集三军团团级以上干部会议,说明了缩编和取消三军团番号的理由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则记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得到这张报纸的经过。他说:9月19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队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讯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同志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李维汉后来回忆说:在到哈达铺前,在河边的一个圩场上,我看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同志一起休息。毛泽东向我打招呼:罗迈,你也来休息一下!我就下马休息,看到他们正在翻阅一张国民党的地方报纸,上面登了蒋介石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我们才得知有这样大的红军在陕北苏区积极活动。党中央随即决定到陕北苏与陕北红军会师。

刘英(张闻天夫人、长征女红军在回忆长征时说:大约是921日的上午,我们到了哈达铺。这是甘肃南部的一个小城镇,在两天之前,先头部队占领哈达铺的时候,在当地的邮局得到了不少报纸,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他们翻读着这些报纸,谈得眉飞色舞。原来,从这些报纸登载的消息,他们确切知道陕北有根据地,有红军,有游击队,这真喜从天降。现在得知陕北有一块红军的地盘,很自然,决定到陕北落脚了。

陈力著《老帅在长征中》:到哈达铺又往哪里去?按照俄界议的决定,北上红军经过甘东北,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路线,在近苏联的地区创造一个根据地,但具体路线如何走,一时众说纷纷一天,叶剑英看到部队缴来一张国民党报纸上面有一条消息,报道国军进攻陕北红军胜利的新闻。从消息中看出,刘志丹部队不少,根据地不小,而且有定群众基础。叶剑英赶向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说:你看看这篇报道,刘志丹在陕北革命,他他们的根据地不小,力量也可观……我们到那里去吧,你怎么样?贾拓夫是陕北的神木人,昕叶剑英这样一说,又看看报纸高兴地说:“我们陕北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群众生活艰苦,迫切要求革命,又加上穷乡僻壤,可以和反革命势力进行周旋”。当天下午,叶剑英把报纸给彭德怀看,彭德怀看完报纸就拿去找毛主席。彭德怀回来,兴奋地说:“你提供的报纸很重要,老毛和中央其他同志已初步决定,到陕北去靠刘志丹”。中央决定到陕北去是非常英明的,那里是老根据地,有刘志丹、徐海东的部队,还靠近抗日前线,如果走宁夏或河西走廊,会有不堪设想的后果。在决定去陕北的问题上,叶剑英又为党当了好参谋长。

这些著述和回忆充分说明,哈达铺一张报纸定去向的说法,虽然具有某种传奇的色彩,但确实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我认为这也是符合逻辑的,因为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即与刘志丹、徐海东率领的红军失去了联系,长征途经都是川、黔、康最偏远落后之地,根本见不到任何报纸,既不知道刘志丹红军在陕北的发展壮大,也不知道徐海东率领的红军已到达陕北。所以,在哈达铺缴获的报纸上一见到刘、徐红军的确切消息,很自然地就作出“到陕北去”的决策。

3、哈达铺一张报纸的偶然性,反映了中央红军坚持北上抗日方针的必然性

在哈达铺,中央红军由一张报纸定去向,定落脚点,看起来是偶然的、甚至是难以置信的,实则是必然的,恰好反映了毛泽东同志胸怀大局、高瞻远瞩,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前途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方向洞若观火的远见卓识。早在1931本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毛泽东就敏锐地觉察到,这一严重事件,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随即与朱德、贺龙、彭德怀等联名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州而告军士兵兄弟书》的文告,主张联合起来,坚决抗日。但这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已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他们根本不能正确地估量全国局势中出现的这种重大变动,而把日本侵占东北看做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索”,脱离实际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也看不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曰益高涨的抗日要求,看不到中间派的积极变化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仍然把中间派视为“最危险的敌人”。1932年初,毛泽东从报上看到日本军队l28日突然进攻上海和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的消息,他抱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写到: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强占中国东三省后,继续用海陆空军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沪淞等地,被损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民族矛盾引发阶段矛盾的变化、对民族革命推动民主革命的进程,对外来势力入侵促成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早有高瞻远瞩。这也是他在长征途中为什么总是义无反顾地引导红军坚持“北进”方向,坚持“北上抗日”方针的原因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红军进驻哈达铺坚持北进方向的必然,党中央在此凭借一张报纸定去向、定落脚点,是坚持北上抗日的必然,反过来说,如果中央红军没有经过哈达铺,如果在哈达铺仍没有得到陕北红军的确切消息,那么,中央红军的长征可能还在漫无具体目标的黑暗中摸索,红军长征的最终胜利就不可能来得那么快。如果说,黎平会议、遵义会议和两河口会议解决了红军长征途中的定向问题的话,那么,哈达铺会议不仅解决了”的问题,而且解决了“定点”的问题。因此,哈达铺会议虽然没有冠以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名,却具有重大转折意义之实;虽然没有形成正式的文字性决议,却为红军征解决了最后的归宿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哈达铺会议的历地位和作用毫不亚于黎平会议、两河口会议和毛儿盖、俄界等会,理应在中共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如老红军战士陈靖先生撰文所述:

1935年9月,中央率一方面军好不容易进入甘南,下一步去?到底在哪里建立根据地?这个在整个长征路上一直求索不的问题,中央全体同志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一直未作出明确的决择。“北上抗日”,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和宣传口号,不是长征的具体目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目的是要灭亡全中国,不仅仅是北方。长征红军当时的根本问题是丧失了立足之地。从:1934年夏秋以来的l4个月,家难寻的苦楚对每个长征红军来说都是最为深切的。从江西出发以来的这一路,红军上下无时不在盼望有个。首先是想在湘江上游得到立脚之地,但是在前后两个20天的时间里,不但不可能,而且付出了四五万人的血的代价,连一个立锥之地也得不到。接着是把希望寄托在贺龙那里有个家的渴望上,殊不知蒋介石已经为此而布下一个危险的口袋等着红军。这时不得不采纳早已靠边站的毛泽东的意见:放弃找贺龙而去黔北开辟根据地;或从那里北渡长江赴川陕根据地。遵义会议后,在黔北围绕赤水河转战三个月,其结果是两个希望都不能实现,只好迂回云南,北渡金沙江,深入“不毛”的西康省,进到大渡河东岸去和四方面军会合。举行两河口会议,决定在川陕甘打开局面建立根据地,于是两军并肩进入川西北,没想到接近川甘陕边时,连一个松潘城也没有打下来,在松潘城西徘徊了一个多月,最后决定北走草地,再谋新发展。历尽艰辛,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才进入甘南。突破天险腊子口,来到了这个消息较为通达的哈达铺,从这里的邮局得到了“陕北根据地还存在”的消息,这才拉开了长征指向陕北的大幕。有些重大历史事件讲出来令人难以置信,就像当初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一样。长征红军去陕北,一张敌方的报纸,它的确起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作用。这是历史的事实。这件事,彭老总、叶帅和聂帅等同志都多次回顾过,毛泽东同志在有些讲话中也谈到过,“到哈达铺才知道陕北苏区还存在”这一点,都是一致的。乍看起来,这似乎太偶然了,但历史有时就是由若干“偶然”编织起来的,失去了这些“偶然”的机会,历史也许就会是另一个面貌。

综上所述,无论是毛泽东的讲话,还是一些红军老前辈的回忆,都充分说明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就是党中央在哈达铺根据一张报纸提供的情况作出的重大决策,使哈达铺成为长征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成为红军北上抗日的转折点,成为我党历史上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挽救中国革命的又一转折点。    

三、哈达铺是红军长征途中名副其实的“加油站”

红军经过两万多里的长途跋涉和连续不断的激烈战斗,特别经过荒无人烟的雪山草地,部队的自然减员、军需匮乏和战士的体力消耗与精神压力均已达到极限。彭德怀同志回忆说:由俄界过天险腊子口,到哈达铺约走了七、八天。这一段路虽然不算是地,但还是半牧的藏民地区,人烟稀少,给养困难。走在后面的部队更困难。哈达铺在岷县以南三、四十里,是藏、汉族交界地区,汉人居住地区是落后的农业区。此时,五、六两军团大概约六、七千人,随四方面军在阿坝地区,一、三军团到哈达铺各约六千人;中央直属队约两千人,共一万四千人,体质很弱,行军时常见道旁同志无故倒地就死了!……那时干部和战士真是骨瘦如柴,每天行军,还少不了百八十里。沿途还必须战胜敌军阻击,尤其是敌击。

据当地老年人回忆:那时红军己饿得奄奄一息,给生洋芋也啃屹,沿途冻饿而死的不少,直到解放初期,在大拉山一带,还见到具具残存的遗骨。

此时,商业活跃,人口稠密,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陇南重镇哈达铺突现在面前,使红军将士感到莫大的惊喜和鼓舞。

杨得志将军这样描述初次见到的哈达铺:哈达铺这个小镇,只;一条小街。三面有不高的土山,人口比较密集,绝大部分是回族和汉族,他们讲的汉语虽不好懂,但三个多月来我们一直在人烟稀少、语言不通的少数民族地区行进,能听到汉语,即使难懂也感到给亲切。这条一里多长的小街,两侧大都是青瓦房,街心有一座古老的戏楼,街上还有座小关帝庙,街两旁小店铺几乎一家挨着一家,因为有陕西、河南来的“客户”,货物比较齐全。好久见不到的宣纸、麻纸,生芪牌蜡烛,毛蓝布、青洋布,甚至绸缎、锣鼓家什都有。……吸烟的同志买到烟更是高兴,因为进入雪山、草地后他们“断粮”了。在毛儿盖,我曾看见一些“烟鬼”把树叶子、干草搓碎,用从地上拣来的纸卷着吸。他们一边吸还一边说:“吸吧,吸吧。这‘毛儿盖牌’的香烟,过了这个地方要想吸可就没有了。”如今哈达铺的香烟品种比较多,什么“单刀”、“双刀”、“白飞机”等等,最受欢迎的是“哈德门”。因为这种烟不仅好吸,而且每个盒子里都装有一张历史人物的画片……

杨成武将军的描述更有诗情画意:我们到达哈达铺时,正是一晴天的上午。天蓝盈盈的,太阳和煦地照在身上。眼前一片片的庄稼地长着黄澄澄的谷子,成群的绵羊在山坡上啃着杂草,农民三五成群地在田里劳动,偶尔还能见到骑在牛背上悠闲的牧童,就差一支短笛了。哦,这时我才想到,节令该是秋分了。可不,自从去年十月离开江西瑞金,也是一个秋天,快一年了,连日征战,复杂的地形,差异巨大的西北气候,把我们向来习惯的节令概念搞糊涂了。莫说远的,就在岷山那边,我们还见到冰雹、雪花,可仅仅两天的路程,仿佛换了一个世界。现在看到金黄色的谷穗、绿茵茵的草地,看到这一排排整齐的树木,和煦的秋日的阳光,个个喜形于色,心情为之豁然开朗

1935年9月18日占领哈达铺到9月23日离开,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在哈达铺仅仅果了五天(加后继部队为七天)在这短暂的五天内,党中央召开了中央领导人紧急会议、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了著名的“哈达铺”整编。与此同时,哈达铺休整期间,红军将士从体力上、生活上、物质上、精神上进行了全方位的“加油”与调整。

1、 改善伙食,恢复体力

哈达铺地处甘肃省的边缘,由于交通不便,物产运不到内地,东西十分便宜。当时,一头百十斤重的肥猪,5块大洋便能买到;一只肥羊,只值2块大洋;一块大洋可买5只鸡,一毛钱买10个鸡蛋。同时,鲁大昌残部败逃时,丢下了几百担大米、白面和200多斤食盐,物质十分充足。为了尽快恢复红军指战员的体力,“红军来了个别致的命令。”全军上下每人发一块大洋改善伙食,总政治部还特别提出了“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各伙食单位杀猪宰羊,买鸡买蛋,大办伙食,并把驻地周围的群众请来一起会餐。每个伙食单位都请了一两桌,对回民群众还特意设一席。指战员们洗澡理发,缝补军装,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经过休整补给,红军的体力得到恢复,个个显得精神焕发。对此,杨成武将军有精彩的回忆。

尤其我们这些福建、江西、湖南籍的干部战士,很久没有闻到饭香了,一见大米、白面,顿时胃口大开。领导上根据当地物质条件和全体同志的体力消耗情况,提出了“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这一下,哈达铺的商人可走运了,生意兴隆有什么都卖完,而且利市三倍。我们团部的几个干部,加上通信员、警卫员、马夫,也来了个小会餐。我们找了一户汉族老乡家,借了他们的锅灶,来了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做了不少的菜,真比过年还热闹。我们还请来了房东。房东大爷是一个谦和的老头,他蓄有短须,讲究礼仪,看来读过一些古书。说话慢条斯理,喜欢引经据典。动筷举怀,都连称“红军先生,请!”搞得我们很尴尬。酒过三巡,他有了一点酒兴,才随和多了。当王团长再次敬他一杯,他潸然泪下,解开紧扣的领子,慷慨激昂地说:“红军乃仁义之师,如此尊敬老百姓,自古至今实为不多;红军乃天降神兵,一夜攻克天险,自古至今亦属少见。老汉今年六十有七,愿代表乡里向诸位一拜!”说完拂袖离席,右腿屈膝下跪。我与团长赶快扶起他,连声说:“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与乡亲是鱼水之情!”“鱼水之情,好,佳句!好,鱼水之情,此话甚好!”他坐回席前,然后摇头喟叹道:“诸位,哈达铺自古是重镇,驻有大兵。远的不说,就说那鲁大昌的兵,一驻多年,敲诈勒索,鱼肉簿百姓。你们初来,就如此赤诚相待,尊敬老人,实令人终生难忘!”……少顷,他又激动地站起来,提高嗓门呼唤老伴道:“去将那坛寿酒取来,七十岁我提前过了!”这顿饭吃得时间很长,它留给我们的印象又特别深,主要是由于有房东大爷的参加使我们的会增添了新的意义,尤其是那坛珍藏了多年的寿酒的突然出现,他不仅温暖我们的心,而且使我们深深感到人民子弟兵和老百姓真是一家人、一条心呵!我们有这样的靠山,这样的后台,北上抗日又有谁能挡得住呢?

在中央红军过境哈达铺后的第二年,即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相继进驻哈达铺,在哈达铺和陇南境内共活动七十余天,为部队筹集了大量粮秣军需物资。据统计,仅哈达铺地区为二、四方面军筹集粮食就达6万多斤,肉、蔬菜、烧柴、饲草等物资不计其数。这些粮草物资,不仅满足了部队驻扎期间的全部需要,而且为下一步行军作战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保证。

2、整编部队,扩充兵员

中央红军到哈达铺后,党中央根据“到陕北去”、立即奔赴抗日前线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对部队建制进行了大幅度地调整和改编,即“哈达铺整编”。其主要内容是:将隶属中央红军的一、三军团和军委直属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支队,又称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委,林彪为副司令员,叶剑英为参谋长,张云逸为副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杨至诚为后方勤务部部长,罗瑞卿为政治保卫局局长。下辖三个纵队:原红一军团为第一纵队,林彪兼纵队长,聂荣臻为政委;原红三军团为第二纵队,彭德怀兼纵队长,李富春为政委;原军委直属纵队和干部团为第三纵队,叶剑英兼纵队长,邓发任政委。部队经过整编,组织结构明显优化,军事领导大为加强,为夺取长征的最后胜利和尽快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在组织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第二年,红二、四方面军到达哈达铺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组织实施“岷(州)洮(州)西(固)战役”和“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的同时,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扩军宣传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仅哈达铺一带就有2000余名游击队员和直接参加红军的群众随部队北上。这些战士当时被编为两个新兵营,一个营跟红四方面军前进,到会宁后补充给红五军和红三十军(这部分战士除中途  掉队的以外,大部分在西进路上壮烈牺牲)。另一新兵营随红二方面军开往“成徽两康”地区,到成县分别编入了红二、六、三十二军  团。红二方面军在该地区又扩充2000多人。在红军过境哈达铺北上时,陇南共有5000多名各族儿女参加了红军,随部队北上,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统一思想,鼓舞斗志

哈达铺会议是在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顽强斗争,红军饿士经过雪山草地的严酷磨砺之后召开的。面对依然严峻的敌情形势和红军战士极端疲惫的体力与有可能松懈下来的士气,毛泽东在哈达铺关帝庙内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使红军将士及时认清了形势,明确了任务,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振奋,在革命斗志上得到了至关重要的加油和鼓劲。杨成武将军对此有深切的回忆。

毛主席的指示,坚定了我们胜利的信心,增添了我们斗争的勇气。当夜,我们几个团干部到各连分头去传达,召开战士座谈会,厕顾一年来长征作战的胜利和体会。有的同志激动地说:长征好比大海,我们从不会游泳到学会游泳,虽然喝过几口水,但毕竟学会了!有的同志说:雪山、草地都过来了,眼前到陕北七八百里就是草滩、雪崖,我们也要走过去。有的同志连里只剩下七八十人,说:刚出江西时有一百多人,许多同志没到哈达铺,在长征路上倒下了,北上抗日的壮志未酬,我们活着的同志责任更重,我们缅怀、念牺牲的烈士,继承他们的遗志,在以后的北上征途中要使出更的力气。更多的同志表示:今后不管天南地北,党中央、毛主席下令,我们就冲、就上!什么路途坎坷、生活艰苦,这些都是小事,北上抗日、拯救中华民族,这才是真正的大事!我们共产党员要的是共产主义!……

4、佯攻天水、智渡渭河

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到达哈达铺后,国民党南线的中央军、川军被甩远了,但在甘肃堵截红军的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地方杂军总计不下30万人。鲁大昌部在腊子口落败后,蒋介石急忙调遣各军在渭水布防,死守渭河。敌强我弱,兵力悬殊,如何以弱胜强,以七千之众战胜四十倍于我之敌?党中央和毛泽东出奇制制定了声东击西、佯攻天水、诱敌东下、智渡渭河的作战方针。的哈达铺派了一支小部队向东佯攻并扬言:我们要攻打天水,敌人听到我们向东行动的宣传,看到我佯攻动向,信以为真,怕我进攻天水威胁西安,迅速将兵力集中天水,防我东进。而此时,毛泽东却率领中央红军于9月23日凌晨从哈达铺出发向北挺进,以每日l00多里的急行军速度,经理川、岷县、通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9月26日抢渡渭河,1019日到达吴起镇。

哈达铺整编虽然时间很短,但整编的内容十分丰富,既有改善生活、恢复体力、补充给养的部队休整,也有优化建制、强化领导、扩充兵员的部队整编,更有分析形势、统一认识鼓舞斗志的思想动员,正如杨成武将军在《忆长征哈达铺整编》中写到的:哈达铺、整编在整个一年多的征途中,只是那么短暂的几天,可它给我们的印象却非常强烈,确实,毛泽东在关帝庙前那鼓舞人的讲话,给我们增添了战斗的活力,哈达铺也就因此而成了我们长征途中名副其实的加油站了,可以看出,哈达铺整编的主要意义就在于统一思想,增强斗志,明确方向,提高战斗力,坚定了把长征的落脚点和北上抗日的大本营放在陕北的决心与信心,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为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在吴起镇胜利会师提供了有力的

四、永远的哈达铺,不朽的长征精神

这些年来,中央一直重视宣传红军长征精神,并不断对它的内涵进行概括。1996年10月22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代表中央讲话,对长征精神作了进一步升华。他讲了红军长征精神的五个方面,即:把全国人 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个内涵非常丰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和感受。这里,根据我走长征路的体验和采访一些老红军的认识,对红军长征精神作点解读。

(一)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对党的坚定信念,是红军长征精神的根本要义。前已指出,红军长征,首先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大搏斗。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搏击中,共产党内部的指导思想也有尖锐斗争。同时,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使红军一再面临着能否克服艰难险阻、经受饥寒伤病折磨的严重考验。这样,红军长征,既要同围追堵截的几十万国民党军浴血奋战,又要与党内的错误思想展开斗争,还要克服无数道大川高山天然屏障的阻隔困扼,特别是爬雪山过草地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那种世所罕见的艰难困苦。广大红军将士靠什么来战胜敌人、克服险阻、渡过艰难?首要的条就是对革命事业的比忠诚和对党能够领导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这是战胜敌人克服险阻、度过艰难的原动力,是派生长征精神其他要义的初始源泉,因而也可以说是整个长征精神的精神之源。

(二)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是红军长征伟大精神状态的集中体现。这是红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基于理想、信念所铸成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有了这种精神状态,在确思想路线的指导下,长征就能取得胜利。有这种精神状态,长征不可能取得胜利,也就没有长征精神。各路红都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与数倍于己的敌人进行过生死决战,尽管有巨大的牺牲,但最后都摆脱了敌人的

(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红军长征精神得以发挥的正确指南。对革命的忠诚和对党的坚信,不怕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的这种精神,是红军将士作为革命军人的基本素质。红军长征能够胜利会师陕北,找到开辟新局面的落脚点,要归功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实际核心领导地位,从而红军长征才有了一套正确的思想路线、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使红军最终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前堵后追,变被动为主动,指战员的战斗力能得到充分发挥,仗打得虎虎有生气,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互助友爱的高尚品德,是红军长征精神转化成凝聚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条件。红军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这支军队与其他军队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它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能够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利益,紧密团结,互助友爱。因而它具有其他军队所没有的巨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长征是四支军队先后一起长征。这几支军队怎样互相接应、互相配合、互相支援,这在整个长征途中的始发阶段和最后会师阶段表现得非常突出。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取得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五)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援与帮助,是红军长征精神得以形成的重要的外部条件。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红军脱离了人民就无法生存。红军进行长征也是如此。没有粮食,没有必要的物质条件,任何精神力量都难以发挥。红军在离开中央苏区踏上漫漫的长征旅途时,苏区人民给予红军以巨大的支援。红军经过雪山草地,很好地执行了民族政策和军队纪律,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从而得以征服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红军到哈达铺又得到了哈达铺人的热情接纳和无私援助,从而精神换发,斗志昂扬地朝陕北进发。因此,将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圳的精神,作为长征精神的一个内容,是完全必要的。

红军长征胜利已成为历史。但是、长征精神是永存的。它是我们党取之不竭的宝贵的精神资源,也是我们党之魂、军之魂、民族之魂的最高体现。这种精神,无论岁月如何更替,条件如何变化,都要发扬光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新长征。尽管我们已取得很大成就,但这仍不过是新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因此,仍需要发扬当年的长征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朝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前进,使新的万里长征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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