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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中战略方向的数度变更
阅读:91 日期:2020-10-29应该说,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及福建之长汀等地出发开始长征时,是没有确定的战略方向的。许多相关论著在论及该问题时非常一致地指出,长征初期,中央红军是具有战略方针的,那就是到湘西去,到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活动的地方去,到那里同贺龙红二军团、关向应领导的红六军团会合,以期在那里重新建立一个根据地。这里的“战略方针”,实际上就是起始时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但笔者认为,到湘西去只是一个大体的战略取向,据此尚难说新的根据地就一定建立在湖南之湘西地区,更不能确定新的革命根据地一定能够建立在湘西地区。我们之所以持这样的认识,是基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中央战略指导失当、而在失败后又惊慌失措、自乱阵脚这一事实。可以想象,在反“围剿”斗争中犯了瞎指挥错误的主要领导人焉能够在失败之后就迅速的制定出稳妥的、正确的应对之策,就能够沉着镇静的为中央红军的下一步军事行动寻找到新的目标,就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确定要重新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事实上,在当时的情势下,中央红军无论计划在任何地方建立新的根据地都是一厢情愿的假想——无论在哪里要建立根据地、能不能建立根据地,的确还要看蒋介石国民党允许不允许。1934年11月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湖南的嘉禾、临武境内。蒋介石同样是在1934年11月17日发布了《湘西以西地域剿匪计划大纲》,并调动了湘军和桂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的兴安、全州、灌阳三县,倚湘江天险布置了第四道封锁线,试图在这里一举全歼中央红军。虽然英勇的红军强渡湘江,冲破了敌军的重兵把守,但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由离开苏区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显然,国民党是不可能让中央红军的打算轻易得逞的。中共中央对离开中央苏区之后的形势估计也不会太过轻松。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央很难对红军的战略去向有一个明确定位,只能视具体情况再定。正是由于蒋介石消灭红军的决心已定,正是由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正是由于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严峻且复杂,这才导致了中央红军时经一年、纵横十一省、长驱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中发生了数次战略方向的变更。一、通道会议——建立湘黔根据地 湘江之战后,中央最高“三人团”中的重要成员、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博古和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仍坚持原定的到湘西去的计划,并准备率兵立即付诸行动。在此危急关头,原本在党内已经失去地位、失去权力的毛泽东挺身而出,向最高“三人团”提出了红军主力需要改变战略方向,离开湖南,向西挺进,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去的建议。毛泽东手指西边对王稼祥说:那边是贵州,敌人力量薄弱,我们可以避实就虚,甩掉强敌,到贵州去。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的理解、同意和支持。这很关键,因为毛泽东的提议重要,王稼祥、张闻天二人的支持更重要。因为在当时这两人在党内、军队内都是“重量级”人物,他们的身份、地位都比毛泽东高,因而说话的“分量”比毛泽东要重得多。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在党内仅次于博古居第二位。王稼祥虽然在当时只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他在军队内却担任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要职,确属于实权派。正是由于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毛泽东在党内重要会议上获得了发言权,并且他的发言拥有了重量级的支持者。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强有力的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才能够在党的重要会议上成为讨论、研究的主题。这一重要会议就是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了湖南通道县城。翌日中午时分,在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的强烈建议下,博古、李德同意在通道县城的芙蓉镇召开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军事紧急会议。通道会议由最高“三人团”之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总政委、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召集并主持。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在会议上,就下一步去哪里出现了两种根本不同的主张。一种意见以毛泽东为代表。他主张去贵州开辟新的根据地。张闻天、王稼祥对毛泽东的主张给予了坚决的支持。周恩来亦明确态度,表示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提出另一种主张的是博古和李德。他们仍然坚持此前所做的去湖南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既定方针,在暂时利用红二军团的根据地发展壮大中央红军势力的基础上努力争取在湘、黔、川边区创建大片苏区。在双方各执己见争执不下的情况下,通道会议采取了折中的办法,部分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同样也部分采纳了博古、李德的主张。会议最终作出了放弃经湖南通道北上,改由经贵州黎平、锦屏北上湘西,与红六军团会合的决定。 虽然通道会议所作出的决定是调和主义的结果,但它仍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首先,通道会议是在中央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会议召开得很及时,产生的结果很重要。会议虽然并没有完全采纳毛泽东改变战略进军方向的正确建议,不能不让毛泽东等人有些失望,但会议毕竟还是促成了中央红军进军路线的较大调整,不再完全沿袭以往所确定的不正确的行军路线,避开了数以五六倍之多的国民党正规军队及国民党地方武装力量所布置下的天罗地网,从而使中央红军成功的避免了有可能全军覆没的危险,挽救了红军。 其次,通道会议是一次具有突破性意义的会议。毛泽东得以在中央重要会议上亮相并做重要发言、毛泽东发言中提出的建议事实上成为了会议的主题,这都意味着中共中央高层内部正在、或者已经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在中央苏区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共中央参与决策、最终拍板作决策的只有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而在通道会议上却有包括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在内的六个人参与了讨论,参与了决策。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区时已经被免去了党内、军队内的重要领导职务,已经被完全剥夺了在党内、军队内的发言权,甚至在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再无出席参加军事决策会议的资格。更为严重的是,在中央作出撤离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确定出征人员名单时,博古、李德不允许毛泽东随中央红军出征。有大量史实可以证实博古、李德不让毛泽东参加长征之说不是传说,中央有此决定之说也不是杜撰。 正是由于毛泽东参加了长征,才有可能参加通道会议;正是由于通道会议,毛泽东才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正是由于毛泽东在党内具有了发言权,才使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毛泽东的超凡才华具有了施展的机会和平台;正是由于通道会议,毛泽东才拥有了一步一步登上党内、军队内重要职位的台阶。所以,从这些角度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没有通道会议,就有可能没有以后的黎平会议、遵义会议、哈达铺会议;就有可能没有了红军到达陕北建立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历史。二、黎平会议——建立川黔根据地 通道会议召开之后一个月——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抵达贵州省之黎平。时过三日——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依然是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和大体的行军路线问题。这次会议对中央红军在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建立根据地彻底不抱幻想,但就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问题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议。最终的结果是,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明显的占了上风,因而达成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该《决定》彻底地放弃了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既定方针,认为新的革命根据地不应该在湘西,而应该在川黔边区。 黎平会议的重要及其所具有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是自中央红军撤离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以来中共中央所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亦不仅仅是黎平会议作出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它的重要及意义在于从根本上否定了博古、李德所一直顽固坚持的错误方针、错误路线、错误决策。历史事实证明,纠正、终止一条错误路线、矫正一个错误的战略决策其意义与建树一条正确的路线、确定一个正确的战略方针、制定一个正确的战略决策同样不易、同样重要,甚至在特定历史环境、特定历史条件下可能更重要。黎平会议的重要就是体现在它做到了这一点。它把此前一直不敢碰触、一直不能改变的错误主张、长时间一直不能纠正的错误决定、一直不能更改的错误的战略方针完全地改变了!通道会议所不能解决的问题,黎平会议上解决了;通道会议上没有明确的决定在黎平会议上基本成为了“一锤定音”。至此,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博古、李德所顽固推行的错误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事实上已经告一段落,中国共产党具有了获得正确领导、党的军队具有了获得正确指挥、中国革命具有了重新走上正确道路的前提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黎平会议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它预示着毛泽东长时期受排挤、受打击、遭屈辱的日子即将宣告结束,在党内、军队内的高层已经形成了一个中央主要领导人、包括以往站在毛泽东对立面,反对、打击毛泽东的领导人,反过来赞同、支持、拥护毛泽东及其正确主张的可喜局面。这一局面的呈现,为不久后召开的遵义会议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三、猴场会议——建立川南之川黔边根据地 黎平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正确的军事路线指引下兵分两路向黔北挺进,并以一连串的奇袭出其不意的连克锦屏等贵州北部的7座县城。这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连战连捷,不仅鼓舞了广大红军官兵的斗志,提振了战斗精神,更让广大指战员看到、认识到了正确的军事路线、正确的军事指挥是何等的重要。 1934年12月底,中央红军到达地处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这就是被以后称之为的猴场会议。这次会议在中共党史、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不是很著名,但因猴场会议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而显得非常重要。《决定》提出了中央红军下面两个步骤的行动。第一步,首先占领黔北地区的中小城市遵义;第二步,向四川南部进发,在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除此之外,猴场会议做出的更具有意义的决定是:自此以后的所有作战方针、作战时间与作战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一规定的重要在于,在军事事务中突出了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重大的决定不仅仅是具体体现了党指挥枪、党对军队的领导,而且在具体军事行动中实际上剥夺了教条主义的博古及不懂军事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因此,猴场会议的召开,同样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打下了基础。四、遵义会议——拟定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 根据猴场会议所确定的军事行动计划,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后,于1月7日早晨进占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这就是彪炳于历史史册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的精神内容十分丰富,十分重要: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了张闻天负责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首次充分的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坚决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当前全党全军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四川、贵州、云南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指挥小组,全权负责红军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 遵义会议是我党摆脱共产国际干预,真正的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军队内存在问题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真正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础上,确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的会议;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意味着“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已经宣告结束,意味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已经形成并在党内军队内居于领导地位。正如党的决议所说: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处在极其危险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从而挽救了中国革命。因此,遵义会议被认定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根据革命斗争形势已经发生了的变化,决定改变猴场会议所做出的以黔北地区为中心创立苏区根据地的决定,重新作出了在成都之西南地区或西北地区建立苏区根据地的决定。正是这一改变,才有了1935年6月中央红军在地处四川西北部的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历史。五、扎西会议——确定在云、贵、川边区建立根据地 虽然1935年1月15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特别重要,特别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虽然遵义会议对中央政治局领导机构做了重大调整,但由于面临的军事形势严峻且战事频仍,因之遵义会议并未形成一个政治局常委重新分工的明确决议。“左”倾路线的代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负主要责任的博古不仅没有退出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而且在中央仍具有重要的地位,仍然负有重要的责任。这应该是遵义会议的一个缺憾。 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即撤离了遵义,兵分左、中、右三路向赤水一带挺进,目的是在四川的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但鉴于中央红军已经处在蜂拥而至的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之中,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断中止北进,放弃北渡长江计划,调头改向,朝云南北部的威信、扎西地区集结。1935年2月4日,三路红军开始向扎西一带进发。2月5日至10日,中共中央先后在威信境内的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和扎西镇江西会馆三地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三次会议召开的时间间隔小、最后是在扎西镇结束,故而将三次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 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结束、中国革命发生伟大转折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最高层会议。它圆满地解决了遵义会议作出但却不曾真正解决的重大问题;作出了事关党和红军生存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特别重要的是,通过扎西会议的召开,顺利地完成了党的最高权力的交接,从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真正开始进入正确的领导之下。所以,政界、军界以及学术理论界共同认为扎西会议不仅是党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而且扎西会议还书写了中央红军长征史上的光辉篇章。 扎西会议对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再度进行了研究讨论,决定改变遵义会议所决定的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在川西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进军目标,重新作出中央红军进兵云、贵、川,在三省交界处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六、会理会议——转入川西,伺机向北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省最南端的凉山州的会理县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在会理县城郊区的一座铁厂举行。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之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其重要主要体现在,它是在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发生重大调整后,通过这次会议第一次真正的统一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思想。因此,会理会议是对遵义会议所产生的重大成果的进一步巩固,是对遵义会议精神的进一步延续和发扬。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出神入化的指挥之下完成了一系列军事杰作,比如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天险,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这一系列军事行动的险中取胜,极大地振奋了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的革命精神,极大地提振了全党全军对中国革命的信心,从而也使广大红军战士更加坚定了跟共产党走、坚决听从毛泽东指挥的决心和信心。事实上,在1935年5月3日至9日渡过金沙江之后,长征中的红军所处的环境、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形势已经开始向有利我的方向转化。在此有利形势下,在渡金沙江的前夕,中革军委已经发出了非常重要的《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中革军委根据形势做出判断:中央在此之前决定野战部队转入川西一带活动建立新的苏区的战略方针,目前已经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会理会议正是根据中革军委的这一判断作出了下一步的军事行动:组建中央红军先遣队,它的任务是为红军北上做先行的战略侦察。据此我们认为,会理会议这一决定,表明了党中央在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选择及中央红军的行动计划上,已经有了“北上”的战略意图。七、两河口会议——作出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决定 两河口会议是中央红军(此时又称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两个方面军会师之后的战略去向问题。两河口会议的召开,甘肃南部地区第一次成为党中央、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选择目标,在记载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的史册中第一次出现了甘肃的字眼。 实际上,在两河口会议召开之前,中共中央已经有了在川、陕、甘边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意向。1935年6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这里的川陕甘应该是川陕甘边区;这里所说的“三省” ,也应该理解为川陕甘三省交界地区,而不是三省的全部地区。 中共中央的这一战略意向在两河口会议上得到确定。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客观、全面地分析了国内形势、尤其是政治形势,否决了张国焘南下西康的错误主张,明确地提出了中央红军改称一方面军后,一、四方面军应迅速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八、毛儿盖会议——确定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的战略方针 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若尔盖草原的毛儿盖召开会议。此次会议再次就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问题进行讨论。 1935年6月18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然而,懋功地区不是一个建立苏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理想之地,中共中央从来也没有打算在这里开辟根据地。因此,在此地休整一个时期之后,中央就要考虑离开懋功,另选一地建立新的根据地的问题。那么,下一个根据地建在哪里?会师后的十万人马落脚哪里?这是一个事关红军前途、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拥有八万兵力的张国焘与中共中央的主张发生了严重意见分歧。6月下旬,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国焘已有了与中央意见相左的裂痕,但尚未严重到根本对立的程度。但时间向后推移两个月——8月下旬,张国焘与中央在红军的战略方向选择问题上,就公开表现出了大相径庭的态度。在毛儿盖会议之前召开的沙窝会议上,张国焘与中央有二心已呈明显,但在党内许多领导同志的反对、劝说、批评之下,张国焘勉强做出了服从中央决定的表态。但在此时,已有更大的阴谋在张国焘心中酝酿。之后不久,张国焘在毛儿盖召集四方面军军级以上干部会议。在会议上,张国焘公开的、非法的要审查中央路线,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开始转化为实际行动。正是为了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正是为了化解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危险,中共中央政治局才在毛儿盖召开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的一开始做了关于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的报告。毛泽东指出:到达夏洮地区之后,有两个行动方向可供我们选择。一是向陕西,另一是向青海、新疆、宁夏。毛泽东以充分的根据,充足的理由阐明了他的主张:红军主力部队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同时他坚决反对向青海、新疆、宁夏发展的主张。毛泽东强调指出:川陕边界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西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又可以黄河以西为进退,将来向东大发展时,后方可移到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的地区去。 正是根据毛泽东的报告,毛儿盖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这一补充决定可以理解为是对毛泽东报告精神内容的补充,也可以理解为是对毛泽东报告内容的诠释。不过,这一补充决定使用的言辞比毛泽东的报告要更加的坚定。补充决定首先决定了要“开辟甘陕地区”;其次,补充决定对去向青海、新疆、宁夏的主张给予了明确的否定。《决定》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辟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同时,补充决定还言辞激烈地指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 毛儿盖会议确定了红军长征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的行动路线,暂时避免了张国焘把红军队伍带入歧路的危险。九、俄界会议——确定打通国际,在与苏联接近之地建立根据地 虽然毛儿盖会议对于挫败张国焘分裂中央的图谋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实事求是地说,毛儿盖会议召开之后所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使得此次会议所产生的很重要的精神在尚未来得及落实、践行时便发生了重大变故。一是张国焘及其率领的红军主力部队完全没有按照毛儿盖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向北挺进,而是张国焘置中共中央的决定于不顾,一意孤行的率军向南行进。二是由于情况的突然变化,中央率领的红军右路军的行动方针也必须发生改变,再不能继续按照毛儿盖会议决定的向东行进。更为严重的是,毛儿盖会议结束后不久,张国焘分裂中央就开始付诸行动。在此形势严峻的时刻,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右路军的一部分离开草原,连夜开拔,朝着甘肃南部地区的甘南急进。 1935年9月11日,党中央率领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直属队,抵达俄界,与在此等候的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等会合。 俄界在今甘南州迭部县达拉乡境内,是一个藏族村庄。村庄的西南坐落的八座突起半空的山峰,因此当地人便以藏语称之为“高吉” 意即八个山头之意。在以往“高吉”被音译为“俄界”。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会议,史称“俄界会议”,亦有称高吉会议之称。 俄界会议的当务之急是研究讨论和应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的报告。在这一报告的三部分内容中,一、三两部分内容都讲到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问题。第二部分内容讲的是红军一、三军团的军事行动问题。毛泽东指出:毛儿盖会议作出的决议是红军主力向黄河以东进军,现在由于情况变化,一、三军团的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毛泽东给一、三军团以后的行动规划了两个步骤。第一步,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第二步,打到苏联边界去。 俄界会议决定将中央红军的一、三军团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员。十、哈达铺会议——做出了落脚陕北的重要决定 哈达铺会议,哈达铺会议由1935年9月20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1935年9月22日上午的中央领导人会议、1935年9月22日下午红军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组成。哈达铺会议因其做出了红军到陕北去的决定而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显得特别重要,占有重要的地位。 俄界会议虽然作出了红军前进的方向是先去甘肃东北或陕北尔后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但从当时的具体形势看,党中央对红军的下一站在哪里似乎仍是不确定的。从毛泽东报告中的“打到甘东北或陕北”这句话中的“或”字,就可以看出对红军去向的不确定性。或许毛泽东很清楚,毛儿盖会议后,党内的情况更复杂,面临的难题更多,前途中的危险更大,因而在战略选择上就具有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毛泽东更清楚,在张国焘分裂主义发生之后,中央红军更加势单力薄,应对复杂局面、突破万千重的敌军围困更加艰难。所以,在红军向何方进发,在哪里落脚等重大问题上必须慎而又慎。从已经走过的历程看,中央的战略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可以说,一但走错一步,可能招致的就是满盘皆输,一脚蹬空,可能就是万劫不复。因此,在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立即撤离了俄界,按照俄界会议所确定的打下甘东的行军方向进军。 站在今天回过头来研究这段历史,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基本认识:如果在俄界会议后红军陕甘支队真的先打甘东再打通国际路线接近苏联的话,那么,等待红军的可能就是全军覆没的厄运。这不是无据的推理,也不是凭空的杜撰,而是有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于1936——1937年打通国际路线的征战中全军覆没于河西走廊的惨痛历史可做证明。须知,那可是拥有两万一千八百人的西路军啊!而陕甘支队仅仅只有数以寥寥的几千人啊!所以,假若在俄界会议后红军真的朝着打通共产国际路线的方向行动的话,那么,谁能肯定在1937年西路军惨败于河西走廊的悲剧不会提前上演呢?实际上,毛泽东对面临的险情是心中有数的。他在俄界会议的发言中明确说,向北发展只要能保留几百个干部、几千名战士就是很大的胜利了。 由此可以肯定地认为,俄界会议前后,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关头。就是在此关键时刻,中央红军来到了哈达铺,在这里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哈达铺会议。 首先召开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1935年9月20日下午,张闻天在“义和昌”药铺(毛泽东、张闻天住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讨论了组织部工作和部队整编工作,会议决定了陕甘支队的整编方案:陕甘支队下设三个纵队,原来的三军团分别改为第一、第二纵队、中央机关、红军总政治部改编为第三纵队。会议还讨论了白区工作,张闻天提出“设法派人与白区取得联系、建立白区工作”。会议同意他的提议,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到新疆去建立交通站,可能的话与共产国际接头。由此可见,在这个会议上,党中央和毛泽东还不知道陕北有红军的消息。 常委会开过后,张闻天、毛泽东和博古等读到了红一军团直属侦察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在当地的邮政代办所,找到的七八月份的报纸,有《中央日报》、《山西日报》、《晋阳日报》、天津版的《大公报》等。尤其是《大公报》登载的阎锡山的话说:“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既能扩大区域威势”,还有徐海东窜甘、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子丹徐海东有合股势等。看到这些报纸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真是喜出望外,这些消息对于经过万水千山,最终从险境中冲出来的这支七千多人的红军队伍来说,其欣喜程度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毛泽东随即找来跟随红军长征的贾拓夫同志来了解陕北的情况。贾拓夫,陕西神木人。1933年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骡马市福盛楼饭店召开会议,被叛徒告发。出席会议的时任省委委书记袁岳栋、红26军政委杜衡被捕,军事委员高岗挣脱特务控制逃脱,时任省委宣传部长贾拓夫刚好去结账便从饭店后门逃走。后来袁岳栋、杜衡相继叛变。贾拓夫去上海汇报陕西省委工作及其被破坏情况,后奉命去中央苏区,后随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7月,红军长征抵达黑水、芦花时,成立筹粮机构,贾是芦花城的筹粮委员之一,带领红军战士到藏区筹粮熬盐。贾拓夫详细汇报了他离开前中共陕北组织、陕北红军以及根据地的情况。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同志经过多次反复仔细分析研判后,决定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到陕北。 1935年9月22日上午,在哈达铺的“义和昌”药铺内召开了中央领导人会议。会议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做出了红军长征最终落脚于陕北的重大决定,制定了佯攻天水,声东击西的战略战术。 1935年9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又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了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张闻天同志代表党中央宣布了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定。毛泽东做了题目为《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代表中共中央向陕甘支队发出了“到陕北去”的进军令,陕北遂成为红军长征的最终目的地,也是红军最后的落脚点。这是自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开始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召开了20多次会议、做出过诸多战略方向的调整后最终终于给红军长征找到了归宿。 上述诸多会议,绝大多数都是研究制定中央红军长征中的战略方向问题的。说得更直白一些,都是给红军找出路的,都是给中央红军确定前进方向的。实事求是地说,不能说每一次会议所研究确定的战略决策是错误的,相反,每一次会议给中央红军确定的每一个前进方向都是正确的。但是,每一次会议所作出的决策在敌情发生变化之情况下事实上都没有最终落地见效,都没有转化作成果,对此的一个证明就是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之前,连一个新的根据地都没有建立起来,每一次决策事实上便成为权宜之计。这决不是中央战略决策错误,而是敌情变化大大快于我们的计划。 只有红军陕甘支队来到了哈达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哈达铺会议,党中央,毛泽东在哈达铺决定把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红军长征到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红军长征才真正的以胜利而告终。哈达铺也因此而成为“中国工农红军落脚陕北的重要决策地”。(作者:路晨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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